文｜蕴藏冬夏
编辑｜蕴藏冬夏
正统十四年七月，蒙古瓦刺部在也先的带领下，对明朝展开了猛烈的进攻。英宗在太监王振的煽动下，不顾群臣反复劝阻，执意亲自率军出征。当时明廷的执行力依然保持较高水平。到了八月，明军在土木堡遭遇惨败，英宗被俘，震动全国，此役史称“土木之变”。
展开剩余89%土木之变的惨痛失败不仅葬送了明朝数十年的积累，还深刻影响了国家命运，历来被视为明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。前人将此战败因主要归咎于指挥不力、应战仓促以及正统年间军事力量的衰退，论断颇有道理。英宗在获悉大同战败、参将吴浩战死的消息后，匆忙仅安排其弟郕王祁钰镇守京城，却未对其权力范围做出详细规划和限制，便急忙率领朝廷百官和军队出征。
这般仓促应战反映出明政府面对瓦刺入侵时的急切求战心理。促使明军如此急切出征的原因，除了英宗和勋贵的主观因素外，还必然包含其他客观背景。正统时期，黄河发生了大规模泛滥灾害，其对土木之战所产生的影响值得深究。
纵观中国历史，凡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爆发大规模战争，尤其是皇帝亲自出征之战，均需充分准备。即便面对少数民族南侵威胁，人员调配、后勤补给、作战策略、战时国内秩序等也必须事先妥善安排。
进入明朝，我们可见历代皇帝北伐前的周密筹备。朱元璋在北伐中原前与常遇春反复商议战略，确保后方稳定，无后顾之忧；同时元朝北方诸侯之间分裂不合，显露北伐良机；朱元璋还制定了详尽可行的作战计划。
在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俱备时，朱元璋才命徐达、常遇春等将领率军北上。永乐帝首次北伐始于永乐八年正月，先召宁阳侯陈懋随军，之后逐步部署，至二月丁未才正式从北京出发。第二次北伐亦于永乐十一年提前调兵至北京。
相比之下，英宗的北伐仓促得令人难以理解。正统十四年七月，瓦剌四路兵力分别从大同、宣府、辽东和甘州对明朝发起进攻。尽管战事突如其来，但明朝早有准备，六月英宗已下令“分练京军于大同、宣府，备战瓦刺”，明显以防御为主。
然而七月开战，随着大同参将吴浩在猫儿庄战死，英宗态度骤变，决意亲自出征。由防御转为主动迎战，准备工作理应截然不同。但从决心形成到出发仅两天，英宗只安排了随从人员名单、礼部准备赏赐物品，并命郕王祁钰镇守京城，辅佐者为驸马都尉焦敬辅。出征之急，令随行文武官员皆仓皇赶路。
如此安排令人质疑，即使英宗信任郕王和焦敬辅能维持朝局，但在他带走大量官员特别是各部主事大臣后，如何确保朝廷在仅有一天多时间调度下正常运转，保障前线后勤？此外，英宗亲征的行军速度亦显得极为急促。
十六日出京，二十三日抵宣府，三十日抵达大同，速度之快令人惊叹。对比朱棣永乐十二年北伐，朱棣从北京出发后，到达龙虎台和宣府都比英宗晚一两天。而且英宗率领的军队无论精锐度还是军心，都远不及朱棣当年。此种差距却行军更快，更显得仓促。
此外，面对瓦剌入侵，明朝准备明显不足。战前不久，户部奏报大同、宣府草料短缺，建议启用应急方案，不久又报告“口外添调军马用度不敷”，催促征收欠款以备粮草。储粮责任人沈固也奏称粮草储备未达预期。由此可见，明朝在未充分准备情况下仓促应战，是失败的主要客观原因之一。
黄河流域历来是中国农业重地，狭义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平原，历代王朝均在此建都。黄河上游流经松散黄土高原，下游则为平坦平原，地势高差大，水势湍急且含沙量高，极易淤积与泛滥。黄河虽带来肥沃土壤，却也频繁引发水灾。
纵观历史，黄河水患是中原王朝长期难解之患。明代亦然，水灾及运河阻塞令中央政府头疼。鞠明库博士统计明代277年间共发生水灾1875次，年均近7次。黄河处中国腹地，与运河通畅紧密相关，其泛滥不仅消耗巨大国力，还严重影响明朝决策。
正统十三年，黄河在大名与荥阳决口。面对汹涌洪水，明朝已有丰富应对经验，大名决口时及时遣使赈灾，荥阳决口则派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前往救援。治理成效却不理想，三年后景泰三年春，黄河又在沙湾决堤，五月才筑成堤坝，六月再遇大雨，黄河沙湾再决口。
黄河泛滥带来直接经济损失，洪水吞噬生命财产，使得明代人口低于应有水平。洪武二十六年，全国人口约六千零五十万，河南布政司仅一百九十一万余人，人口占比全国仅3.16%，仅略高于四川、云南、广西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洪武二十四年时明朝进行赋役黄册改革，当年全国人口约五千六百七十万，河南人口约二百一十万，占比3.71%。短短两年间，河南人口下降近二十万，降幅9.23%，主要缘于洪武二十四年黄河在原武县决口所致。
正统十三年的黄河决口同样造成惨重损失。黄河屡治屡决，对以农业为本的明朝来说难以承受。除经济损失外，黄河泛滥威胁运河与漕运安全，明朝无法接受。成化八年，成化皇帝颁布上谕，将运往北京漕粮数量永久定为400万石。
这条上谕是明朝一系列规定中的最后一条，意在确认以往漕粮运输惯例。明代漕船约1.1万艘，漕军12万余人，庞大运输量和保障成本不言而喻。单是漕运受阻造成的损失，便极为巨大。
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导致会通河淤积；正统十三年河决则毁损运河河道。相比洪武时期，正统年间明朝对运河依赖更甚。迁都北京后，中央财政、边防补给、北京民生需求均需大量物资供应，北方数省难以满足。江南为明朝财税重地，自古实行“东南财赋养西北甲兵”，朱元璋更加重江南赋税以补贴中央财政。
至正统年间，东南大量物资通过大运河运往北京，黄河水患对运河畅通影响巨大。有识之士已意识到中央对运河漕运的高度依赖，运河成为明朝命脉，维系中央政权运转。黄河水患对运河的冲击，某种程度上威胁到明朝统治稳定。一旦黄河出现大规模决口，断绝运河漕运，中央统治将面临巨大动摇。
黄河泛滥还令南北交通不畅，东南财富北运受阻，北方战争潜力大减，北方军队向南调动也变得困难。正统十三年四月，福建邓茂七反叛，自称闽王，迅速席卷数省，地方难以平定。正统十四年，英宗任命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，统领京营及江浙兵力平叛。
五月，邓茂七起义大体被镇压。然而数万精锐军队仍留守闽地，未调回北上抗敌。英宗战前一个月虽已调河南等地军队北上，但未召回这些精锐，这与黄河决口导致交通阻滞有密切关联。
土木之变惨败，令强盛明朝险些两月内亡国，极为反常。综合国力对比，明朝对瓦刺优势明显，理应胜利。瓦刺败局几乎必然，这从也先攻打北京失败后，于景泰元年八月无条件释放英宗、恢复臣属可见。双方差距巨大，明朝却脆弱不堪，原因值得深入研究。
巧合的是，世界近代史上普法战争与土木之变颇为相似。普鲁士借法国军力衰退及皇帝轻敌之机迅速取胜，兵临巴黎，战争结束前法国尚未完成动员，普鲁士获益巨大。明朝当时同样皇帝仓促亲征，迅速战败、皇帝被俘、敌军直抵首都，政治损失远超军事损失，表面弱国战胜强国。由此可推测，明朝当时处于虚弱状态，直到也先兵临北京，生死存亡一线，才迫使他知难而退。
那时明朝为何虚弱？本文聚焦土木之战前夕。西南刚结束十余年麓川之乱，民生凋敝，兵力大量被牵制；东南邓茂七、叶留宗叛乱刚平，亦有数万兵力驻守；西北遭旱蝗灾，正处恢复阶段；长江中游粮仓湖广正统十三年也遭旱灾，富庶江南亦受影响；最关键是黄河决口泛滥严重破坏运河。
正统十三年秋，黄河大名与荥阳两处决口，影响深远，数年后方才堵塞。这次黄河决口对运河冲击极大。英宗即位至正统十三年前，漕粮累计运输5743万石，年均441.77万石，各地运粮年均约90万石。正统十三年，漕运仅400万石，各地运粮79万石，下降10.34%。若只看北京数据，差距更大。
景泰帝即位后，打完北京保卫战，正统十四年漕运量为430.5万石，各地运粮153万石，较前一年减少21.9%。数据表明，正统十三年运抵北京粮食远低于常年水平。黄河泛滥使粮食难以运抵京城，严重影响土木之战前明军准备。
北京当年粮食缺乏，数十万大军远征，后勤压力极大。曹永年先生考证，土木之战英宗亲征兵力约25万。如此庞大军队每日粮草消耗应在两万至三万五千石之间。庞大后勤压力加上京城缺粮、仓促应战，导致粮草储备不足，英宗唯有速战速决，这也是急切求战的重要客观因素。
且土木之战时黄河仍泛滥，虽有初步治理，但大规模修治尚需时日和精力。黄河水患可能促使英宗急于速战，以节省国力用于治水。更重要的是，正统年间连年叛乱灾害令英宗承受巨大舆论压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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